近万名临时签证持有人受访：65%未获全额工资，留学生一年被少付31.8亿澳元
新南威尔士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，把澳洲移民劳工的工资状况量化到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规模。研究团队与悉尼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，收集了全澳9963名临时签证持有人的工作经历，覆盖国际学生、临时技术移民、毕业生和打工度假者，是迄今澳洲规模最大的移民劳工工作状况调查之一。
结果并不温和。65%的受访移民雇员表示，自己没有拿到《公平工作法》规定的全部待遇；36%的人时薪低于澳洲国家最低工资标准。平均下来，每人每小时少拿8.8澳元；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，每小时被少付至少10澳元。按国际学生群体推算，每周被少付的工资约6100万澳元，一年累计31.8亿澳元。
问题不只发生在“几家黑心老板”身上
调查点出的行业集中在餐饮、美容、按摩、水疗和清洁。手法也不新鲜：现金支付、不提供工资单、工资记录与实际不符、随意扣款。这些做法之所以长期存在，是因为它们让违规变得难以被发现——没有工资单，就没有可对照的证据；现金支付，就切断了银行流水这条线索。
新州反奴役专员詹姆斯·科卡因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是，它应当给整个社会敲响警钟。他的判断是，很多雇主利用复杂的工资系统、现金支付和虚假合同刻意规避监管，这已经不是个别雇主的问题，而是一整套被默认存在的操作模式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份调查采用的是受访者自述，存在回忆误差与样本自选择的可能；但它同时给出了结构性证据，因此比零散的个案更有解释力。
ABN 用工是结构性的漏洞
调查中最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一组数字，与“商业号码”（ABN）有关。35%的受访者通过ABN工作，这一比例是澳洲整体劳动力的四倍多。研究人员的判断是，其中不少人实际上符合雇员身份，却被要求以独立承包商的形式接活。
身份一旦被这样安排，最低工资、养老金、带薪休假、工伤保险这些法定雇员权益就一并落空。数据显示，85%的ABN工作者，实际收入低于其若按雇员身份工作本应获得的报酬；ABN工作者中有42%、临时雇员中有37%的收入低于国家最低工资标准。把ABN工作者与临时雇员合起来看，约40%连最低工资都拿不到，是正式雇员比例的两倍。
另外，38%的受访者属于没有固定工作时数的临时雇员。这类安排本身合法，但配合“排班由雇主单方决定”的现实，就变成了一种压力工具：想多拿班就要少提要求。
不敢投诉，是这套体系能运转的原因
调查记录了受访者不愿维权的原因：担心投诉之后被减少排班，担心直接失去工作，也担心雇主拿签证做文章。研究人员的分析很直接——当雇主既能决定员工下周有没有班上，又掌握着工作安排和收入来源时，员工几乎不可能真正主张权利。
这一点对持临时签证的人尤其沉重。学生签、打工度假签、毕业生签证都有工作时效或条件限制，一旦失业，生活费和学费立刻出现缺口；而对依赖雇主担保的人来说，更换雇主的窗口与提名安排又增添了另一层顾虑。结果是，欠薪越普遍，投诉越少；投诉越少，欠薪越显得“正常”。
毕业之后的另一半账
同一批报道还引用了澳洲毕业生就业调查的分析：国际授课型课程毕业生的年薪中位数约为8.6万澳元，本地毕业生约为12万澳元，差距3.4万澳元。找工作的难度在毕业初期也更明显。
这个差距不能全部归因于歧视。本地学生更熟悉职场沟通方式与招聘习惯，也更容易通过实习、兼职和校内活动提前积累人脉；国际学生还要同时处理签证条件与去留安排。但把两段数据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条连贯的线索：在学期间的欠薪，削弱了他们积累本地经验与储蓄的能力；毕业时的信息与网络劣势，又让这条差距延续到起薪上。
需要提醒的是，这项毕业生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早于近期一系列签证收紧措施，也就是说，当下的实际状况可能比数字更紧张。
遇到欠薪，可以怎么做
第一，先把证据留好。排班记录、转账截图、聊天记录、打卡时间、同事姓名与联系方式，都是后续主张权利的基础；没有工资单的情况下，这些替代证据尤其重要。第二，向公平工作监察专员（FWO）反映。这个渠道免费，可以匿名，也不以签证身份为前提；协助调查的签证持有人不会因为举报本身而失去签证。第三，注意时效。追讨欠薪有法定追溯期限，拖得越久，可追回的部分越少。
对雇主一端，风险同样在累积。Grattan研究所的经济政策项目主任布伦丹·科茨指出，雇主因剥削工人而被处罚的案例很少，罚款额度也偏低：2021至2022年度，FWO对欺诈雇工行为的雇主处以约400万澳元罚款，同期税务局收取的罚款则为30亿澳元。处罚力度与违规收益之间的落差，正是这类操作反复出现的经济原因。
本文引用于：新南威尔士大学（UNSW）